文艺批评 | 马春花：男性气质、发展主义与改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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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198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学潮流，改革文学塑造的一系列男性改革者形象，密切互动于现实世界中的改革实践，并建构起社会个体与改革时代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改革文学对新时期中国男性气质的文艺生产，既表征了一种被延迟的现代性渴望，确立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亦重塑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主体位置，从而形成一个内外同构的中国现代性新想象。以男性气质作为主要研究范畴，本文通过考察改革文学中“男子汉”形象的历史建构及其驳杂源流，分析当代中国的性别建构、发展主义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改革意识形态的性别表意机制，以期最终形成一个批判性地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女性主义视野。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题为《男性气质与发展主义——性别视阈中的改革文学》，感谢作者马春花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  时  代  呼  唤  真  的  批  评  家

  男性气质、发展主义

与改革文学

引言：“明天他更忙”

“他不是诗人，他再没有时间抒情、缅怀和遐想。他必须像牛一样地、像拖拉机一样地工作。……明天他更忙。”[1]

这是王蒙小说《蝴蝶》结尾的内容。主人公张思远官复原职，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以“没有时间抒情、缅怀和遐想”为托辞，他否定了感时忧怀的必要，终而“化蛹为蝶”，毫无负担地走向明天。作为伤痕文学的典型作品，《蝴蝶》表征了1980年代中国的诡谲状况：一个纠结着记忆与失忆、死亡与新生、历史与未来的伟大开端。书写伤痕是为重建主体，钩沉历史则是展望未来。在各样伤痕文学文本中，通过讲述“文革”创伤记忆、诉说政治苦难，“张思远们”完成了个人主体身份建构，确立了展开新的现代性实践的历史合法性。至于新的现代性实践到底是什么，伤痕文学只是点到为止，我们只知道“明天他更忙”，至于“忙什么”、“怎么忙”，显然并不是伤痕文学试图关注的问题。

关注明天“忙什么”的是改革文学。当“张思远们”终于可以重新“像牛一样、像拖拉机一样地工作”时，“他们”就一变而为《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新星》中年轻的李向南。“改革者”或曰“开拓者”，则是这些“归来者”的新称谓。与伤痕文学不同，改革文学体现出完全不同的叙事节奏、美学风格。缅怀过去、记忆创伤的伤痕文学，往往体现出一种幽怨感伤的阴柔气质，而锐意进取、面向未来的改革文学，则与阳刚强硬的男性气质的历史形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文学出现伊始，就被认为“揭开了‘男性文学’的序幕，发出男性的呐喊”，“刮起了气势磅礴的雄风”，“改革的热情、铁的手腕与男子汉的气魄紧密地胶粘在一起”[2]。却原来，改革文学就是“男性文学”，就是“他们”改革的文学。

新时期中国的“男子汉话语”在改革文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改革者都被塑造为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硬汉”形象，而在男性气质的文艺生产与改革意识形态的确立、崭新现代性项目的设定之间，则存在着一种近乎直接对应的关系。实际上，就致力于反映社会转型时刻的历史诉求的改革文学来说，形塑新的男性气质就是重建新政体意识形态、并再造后革命时代中的中国主体镜像。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时，男性气质必然是一个极为有效的分析范畴。本论对改革文学的考察，将集中在对以下问题的思考与分析：改革文学形塑了怎样的男性气质，在怎样的时空关系中塑造，调用了哪些文化资源，又传达了怎样的改革意识形态？理解性别重构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政治机能，则是本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一、归来的“男干部”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最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以后工业战线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3] ，乔厂长有能力“扮演时代的‘主角’”[4]，“他同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虽然满头白发，但心头却燃烧着青春的火焰”[5]。《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都发文肯定“乔厂长”的时代意义，而这部小说也被追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乔厂长的形象并非横空出世。1976年，蒋子龙就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一位致力于工业现代化的机电局长霍大道。不过，与《乔厂长上任记》给蒋子龙带来的巨大声誉相比，《机电局长的一天》的遭际却一波三折，刚发表时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因为政治形势逆转而受到批判，蒋子龙被迫作出公开检查，并发表一篇阶级斗争小说《铁锨传》[6]，才得以过关。当然，《机电局长的一天》日后重获文学史关注，而《铁锨传》则不见经传。蒋子龙这三篇小说的历史沉浮，与当代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息息相关。其中，在历史中“消失”的《铁锨传》，所传达出来的微妙性别政治意涵，则构成重估改革文学的参照系。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在蒋子龙小说系列中，《铁锨传》是一个异数。一个长期生活在工厂、以工业题材见长的工人作家，写的却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且还塑造了一个农村女英雄形象。事关农村、女性、阶级斗争的《铁锹传》，与蒋子龙作品标志性的工业、男性、生产管理主体，形成有趣对照。蒋子龙擅长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但是什么性别、身份的人凭借何种实践登上“英雄”位置，却因时代而不同。《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一位“老干部英雄”，而为因应批判而创作的《铁锨传》，则以“小将”、“新生力量”[7]为时代主体，这个时代主体性别化为一个农村女性。革命激进主义年代以“女性小将”为历史代言，而改革时代却必须由一个重担现代化重任的“男性干部”引领，社会主体的历史转移在性别话语的建构中悄然完成。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霍大道开始，“男干部”形象出现在《乔厂长上任记》以及之后几乎所有的改革小说中，并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改革者”家族系列。新时代的“新人物”——改革者，必是一个男性（老）干部，确切地说，基本上是从历史中“归来”的男性（老）干部，改革文学实际上就是关于“男干部”们如何重整男性气质、进行改革实践的文学。

用“干部”而不是“领导”、“经理”等称谓，来突出新时期改革者的主体身份，首先是因为“干部”这个群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干部’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特殊的结构，更是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和制度性的体系”[8]。干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巨大，以致于可以用“干部国家”来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状况。另一个原因则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背景有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市场经济并未提上改革日程，企业家、老板等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关的称谓还未普及，而改革者主要还以革命干部为主体，依然符合“干部是献身于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的人” [9]的定义。有鉴于此，强调“归来的改革者”的干部身份就十分必要。但考虑到干部的外延相当广泛，其分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何种干部可以成为改革实践的历史主体，即对改革者干部内涵的考察，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蒋子龙

《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是“党培养的第一批工业干部”[10]。小说特意插入一节来介绍他的革命小史，原来“大道”之名是红军营长给起的，表示“大道上参军，永远跟着共产党，在胜利的大道上前进”[11]。“红小鬼”出身的“老干部”身份，无疑是霍大道领导改革的政治资本。与霍大道不同，之后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合法性身份的建构，主要是根据其在激进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受的政治苦难：乔光朴曾被揪斗并关进“牛棚”，妻子也死于“文革”；刘钊在四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为了营救同志，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文革中被关进监狱，妻子也另嫁他人。乔光朴与刘钊们的“创伤故事”是伤痕文学的主要内容，它们在改革小说中再次出现，既是为了证明他们重新回归权力结构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表明其作为与革命相对的改革实践者的合法性。不过，对于更年轻的干部李向南们来说，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却要费一番周折，“新干部”虽然也天赋革命血统，但是曾经的“红卫兵”身份，使他的“文革”表现以及“知青”履历必须受到审查，这正是《新星》第四十章的内容之一。

实际上，主导改革的天然合法者似乎只能是曾经被迫害的“男干部”，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表露得非常明显。乔厂长重回电机厂后，厂里实际上并存“三种干部”：一是刚被任命的乔光朴，文革前的“老厂长”，小说原来的题目就是《老厂长的新事》，典型的“归来的老干部”；二是文革刚结束后任命的新干部冀申，文革中他是干校副校长，当老干部归来时，他也搭上了顺风车，这是一个投机的官僚形象；三是刚被解职的“火箭干部”郗望北，文革中的“造反派”，曾斗争过乔光朴。不懂业务的官僚干部冀申成为乔厂长改革的对立面，而“火箭干部”郗望北在被解职后很快又开始工作，这主要原因则在于他的业务能力，当然也与当时“揭批查”运动的结束以及工作重心向经济转移的背景有关。不过，“火箭干部”必须通过熟练的业务能力、能上能下的工作态度来证明他可以成为新的历史实践的辅助者。但即便如此，郗望北的再次启用，不仅在文本之内受到乔光朴曾经的领导班底的质疑，在文本之外，也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和质疑。[12]

受迫害的历史赋予“归来的老干部”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但要成为改革实践的主体，他们还必须具有专业知识。霍大道虽“对组织机电工业生产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13]，但“他的某些专业知识并不精深”[14]。而乔光朴则留学过苏联专门学习了机电生产和管理，他“精通业务，抓起生产来仿佛每个汗毛孔里都是心眼”，1950年代就“把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15]《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文革后没正式恢复工作前，自费到一所大学旁听了企业管理课程。《新星》里的李向南一到古陵就订了《经济战略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经济动态》、《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这样，从霍大道到乔光朴再到李向南，知识分子气质、专业技术与现代管理背景，越来越受到推重，并成为改革实践的基本条件。张洁《条件尚未成熟》（1983年）中政治圆熟为人可靠的岳拓夫，在副局长的角逐中最终不敌连党员也不是的大学同学蔡德培，一个重要的原因，蔡是具有专业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由此看来，“归来”的干部，还必须是具有现代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知识型干部，而非行政型干部。

更具意味的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具有超级男性气质的“男干部”，改革家族也是男性家族，其活动空间也主要被集中于极端男性化的重工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中位高权重需要决断力的第一二把手这种权威位置。唯一例外的，也许是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小说主角解净是一个女干部，而且是年轻的政工干部，但当她决定跟上改革步伐，下到车间干实事以证明自我时，选择的竟是汽车运输队，一个几乎清一色男性的空间。这似乎暗示，女性要具备有改革者的资格，必须首先进入男性世界。当解净以队长身份进入这个世界，女性身份却消解了她的领导权力，而要获得拥有男性特权的司机们的认可，她就必须学会开能体现男性力量的重型卡车，而且要比一般男性更有智慧、勇气和毅力。于是在小说中，当解净毫不犹豫地冲向即将爆炸的油罐车时，她才最终获得了以刘思佳为代表的男性世界的认可。也就是说，解净必须证明自己比男性更具男性气质，才可以跻身于这个男性气质的改革者行列之中。《赤橙黄绿青蓝紫》于是也不能例外，照例是这个改革文学的“男干部”系谱中的一员。

小说女主人公谢净的遭遇再次说明，只有具有历史权威的“男干部”，才能成为改革实践的主角。如果不是个“男干部”，那她必须通过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才有可能成为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作为新时期政经改革项目的文学表征，改革文学在其伊始就被极端男性/男权化了，至于集历史权威、理性精神和雄性气质于一身的“男干部”，则成为文学创作刻意聚焦的对象。而且，围绕着“男干部”这一形象，“改革文学”亦想象性地建构起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图景。

二、对手、同志与女友

改革文学的叙事主线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较量，而两派的代表在文本中几乎全是男性，改革文学也因此主要是男性之间互相欣赏与厌憎、结盟与斗争的故事。其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落难，民间女子拯救”的伤痕文学，后者更注重在异性关系框架中结构创伤叙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文学不关注异性关系，因为塑造男女有别的两性关系、温柔贤惠的女性气质亦是建构男性气质的基础。相对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呈现的社会性别关系更为复杂，围绕在改革者周围的对手、同志与女友，成为凸显其男性气质的参照系。

政治对手与改革者的权力位阶基本对等，但在政治理念、个人生活、外在形象等方面却与改革者互相对立。改革文学几乎都有对立的人物设置，以“开拓者”与“保守者”为对立两极。冀申“在政治上太精通、太敏感了”[16]，丁晓“患有严重的官场病”[17]，顾荣“是‘标准’的领导干部”[18]……，这些保守派都是典型的官僚形象，政治老练，为人圆滑，皆是工于权谋的权术客。改革者则是志怀高远、忧国忧民的实干家。权术家中庸灵活，深谙权谋之道，又精通“陶冶性情、延年益寿等等养生之道”[19]，而且似乎也往往家庭和睦，夫妻融洽，倒是那些改革者，或因历史政治、或因个人追求而处于情感困境之中，生活也大都潦草马虎。保守派对手们一般精通绘画，园艺，太极拳，而改革者更喜欢具有身体对抗性的现代体育运动，比如篮球、冰球等等。总之，保守派对手主要呈现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方式相关的相对阴柔的男性面向，善于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阴柔无形的关系网络纠缠、消解改革者之阳刚可见的改革实践。

改革者与其保守派对手的截然不同，在小说中往往被呈现为动静、攻守的对立面：“郑子云与田守诚，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的，一个劲儿地猛抽”[20]；“丁晓是各种球类比赛最热烈的观众，而刘钊是各种球赛的一个尽管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孬的运动员。他俩的区别恐怕就是一个在场内，一个在场外；一个真刀真枪实干，一个指手画脚评论而已”[21]。在此，强攻与软守，场内与场外，破局与循例，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而只有激进向前、锐意革新的前者，才被认为是1980年代改革者应该具有的男性气质。

柯云路《新星》

真正的男人首先是自然的男人。男性气质需要落实到身体上，因为真正的男性气质总是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本能。《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铁腕”，即是自然而真正的男性形态：“腕子很粗，关节很大，强硬地凸起着；手掌很大，手背青筋裸露着，手指瘦长干硬，像钢筋棍一样。没有一丝柔和的地方。让人想起‘铁腕’”，“他的手很热，很强硬，铁一般有力地一握。小胡当时觉得自己很薄很小的手被握得生疼”。[22]以自然之名，“改革文学”中的政治对手之间的较量，于是往往被转化为身体的较量，变成大手与小手（李向南与小胡），高大魁伟与五短身材（刘钊与丁晓）的对比。将改革者塑造成高大魁梧的硬汉，始于乔光朴：“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肉厚重的阔脸……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23]。知识干部乔光朴，竟近似美国西部电影中的牛仔肌肉男！在此，身体状况与精神力量和政治潜能互相指涉，从而建构起“改革者是硬汉，硬汉是改革者”的刻板化的男性想象。

当然，在与男性对手周旋较量中爆发出的男性力量，最终需要在两性关系结构中得以确证。与保守派甚少被置于男女性别框架中进行再现不同，改革文学中的每个改革者身边几乎都有一个女友/红颜知己，像叶知秋之于郑子云，童贞之于乔光朴，吕莎之于刘钊，顾小莉、林虹之于李向南等。在小说中，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被定位于性别结构的两端，男性气质的形构主要有两个策略：一是通过抵抗女性气质来保护自身的男性气质；二是通过书写女性的崇拜来确证男性气质。改革家的女友们，除张洁笔下男性化的丑女叶知秋外，大都具有所谓现代女性气质。她们漂亮聪明、独立自信，与伤痕文学中温柔善良、奉献牺牲的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改革者的红颜知己——另一个自我，所以也必是个性十足、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几乎没有例外，这些优秀的女性在小说中都深爱着改革者：童贞为乔光朴不嫁，守“童贞”20年多年；吕莎从少女时代就爱着刘钊；顾小莉爱李向南也是不管不顾，而林虹之所以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是不再爱李向南了，而是自身的污点……。何以如此？因为这些女性眼中的改革者都是“男子汉”，一个充满雄性气质、进取精神的现代中国男人。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女友眼中的男性改革者总是永远年轻，但是她们自身却已经被描述成“未老先衰”。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四十多岁的童贞在五十六岁的乔光朴眼中已然衰老，以致他感慨“雄心是不取决于年岁的”，“这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几乎用小伙子般的热情抱住童贞的双肩”。[24]作为前市长的女儿、现市长的儿媳、个性十足的漂亮女性，《花园街五号》中吕莎也几乎完全听命于刘钊。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改革者比女友更具有理性精神和自制能力，而拥有不受情感和本能控制的理性精神，一直是定义男性气质的基础。女友形象的设置一方面确认了改革者的男性气质，说明只有改革者才是“男子汉”，从而能够赢得众多女性崇拜；另一方面，女友的高干或高知的身份，使她成为联结改革者与上级、改革者与对手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她们对改革者的爱慕、理解与欣赏，往往可以使改革者的想法直接反映到高层并获得支持。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即改革者的女友们往往是记者或作家，并在书写关于改革者的报告文学或通讯。书写即是权力。这种女性写手的身份设置，既可看成是男性改革者的另类自我——一个被男性气质所压抑的女性化自我，也可看成是小说作者在文本中的代言者，表达了改革年代的作家在文本内外介入改革的政治冲动。

不过，改革文学中的男女爱情叙事并不指向情爱本身。对于要建功立业的男性英雄来说，美人江山、爱情事业孰重孰轻，根本不用多加考虑便可抉择，就像《三国》与《水浒》中的古典英雄们一样，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因为江山事业总是兄弟们的事业。总体上，改革文学也不脱这个英雄兄弟的叙事传统。乔光朴与童贞情感纠葛了二十多年，他第一次回厂就单方面宣布结婚，根本无需考虑童贞的诉求，因为这样可以快速消除影响改革计划的闲言碎语；刘钊一再拖延吕莎的情感要求，既是不愿伤害韩潮夫妻，更是怕改革分心，两人江边散步的情节如此漫长不安，根本不及他与韩潮掰手腕、与高峰“半夜里爬起来喝白干、嚼狗肉”[25]的同志情谊来得自然动人。在古典文学中，那些男性“千古风流人物”，往往在同性同道的“谈笑间”树立起“雄姿英发”的浪漫形象，[26]改革文学也是如此。女友即生活，同志则是历史。如果说女友们的存在确认了改革者的男性气质，那么对手、同志的出现，则促成了这种男性气质的最终生成。《乔厂长》始于会议室中霍大道观看乔光朴以及乔与石敢的重逢，终于三人对坐喝茶，乔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男性的同志之情贯穿小说始终。

同志情谊写得最动人的小说是《花园街五号》，作者在其中让韩潮与刘钊各自回忆他们之间的革命战斗情谊，同志情谊远远超越了血缘亲情，甚至一开始必须以斩断血缘亲情的方式来建构。不过，在1980年代，当刘钊重新回顾与韩潮的友谊时，这种同志情谊并非仅仅由并肩战斗的革命历史所造就，而是混合了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江湖义气与权力等级等二元背反要素，但其核心要素则是主导改革进程的功利主义诉求。1980年代中国文学否定阶级斗争文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新恢复革命斗争的人道内涵与同志之间的情感联系，进而重建被激进主义革命所破坏的基本社会关系和情感结构。因此，改革文学一方面继续以类似50-70年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来展开改革叙事，另一方面也以改革者与其同志间的互相欣赏、理解与支持，来重建改革者之间的革命兄弟情谊。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由对手和同志构成的简单敌我政治关系，似乎一直不曾改变，这就是毛泽东对于革命政治的极简主义描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也是改革的首要问题。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

通过制造对手、设置女友与召唤同志，改革文学围绕作为改革者的“男干部”，建构起一个“虽新尤旧”的社会关系构图，进而不断放大改革者的男性气质。“劫波渡尽兄弟在”。男性气质的再生产也是男权结构的再生产，当代中国的男性同志们历经革命磨砺之后，在改革时代再次相遇、分化或联手，上演了一场新男权争霸戏剧。改革文学似乎再一次证明“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精英抑或平民，男人之间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成功和生存的关键”[27]。与此同时，女性在这场关于主导改革权力的男性角逐战中，却再次扮演了一个（男性）历史的联接点与他者角色，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只有这个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子汉，才有资格成为改革时代的历史主体。

三、男性气质的中西源流

从基于断裂论的“新时期历史意识”来看，新时期改革文学塑造的男性改革者形象，系接续了“五四”个人主义话语，并与50-70年代的主流男性想象形成对立关系。[28]不过在我看来，新时期改革者男性气质的文学形塑，起码来自以下三个文化资源：一、对革命社会主义时代塑造的经典男性英雄形象的继承与转化；二、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的雄性风格的接纳和吸收；三、中国儒教传统文化中之“天雄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男性精神的潜在影响。因此，分析男性气质在1980年代的文化重构，不仅需要在——从革命到后革命——当代中国背景中来考察，也应该在一个全球本土化，历史现实化的视野中衡量。

从前苏联的保尔到“十七年”中国的雷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向来注重塑造男性英雄典范。王进喜、雷锋等是现实典范，朱老忠、梁生宝等则是文艺英雄。刚勇质朴的气质，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对党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则是革命时代的男性气质的终极体现。[29]“十七年”工农兵文艺场域中极具代表性的演员崔嵬，即被认为“是中国式的阳刚之美的化身”[30]。 不过，阶级革命干将朱老忠，社会主义新农民梁生宝等英雄形象，在后革命书写中却被集体阉割。在小说《芙蓉镇》中，以杀猪为业的农村屠夫黎桂桂，被塑造得胆小如鼠；文革中登上公社书记位置的流氓无产者王秋赦，在电影中也是一个有些所谓“女性气质”的扭捏形象。电影《二嫫》中的二嫫丈夫，昔日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村长，在电影一开始就“被性无能”。被革命赋予强烈男性气质的工农形象，在后革命时代被知识分子“男干部”所取代，改革时代的男性气质将拥有新的特质。

男性气质的变化事关社会结构的调整。知识分子男干部取代工农英雄，成为此一时代男性气质的主流载体，预示着社会权力转移的趋势，以及新的社会差序结构的再生成。不过，“颠倒”的历史却有其内在连续性。改革文学的男性气质再生产，往往首先汲取革命时代的遗产。与革命年代的清教主义英雄典范一样，改革英雄亦具浪漫主义激情、民族国家情怀、以及克制自我情感的清教精神。另外，改革者也往往以“战士”身份自诩，乔光朴说“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31]；刘钊问“难道，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激情，不需要浪漫主义，不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了么”[32]；年轻的李向南也认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33]。当小说中的改革者一次次以战士自居时，便在改革与革命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看，改革的原动力其实源自革命精神的复兴。

虽然以革命话语为重要资源，但是新时期中国男性气质的重构，更有其现实性的背景。这些致力于经济改革的知识分子男干部，实际上还是极为不同于工农兵英雄，前者甚至需要通过策略性的贬低后者而确立自身的历史主体性。19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引进西方技术、资本、经验，逐步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亦在文化观念等层面以西方社会为范本，一种在市场丛林中冒险开拓、追逐财富的个人主义男性想象，也一并被接受并认同下来。故此，“盲从、驯服、工具这些旧观念已不能纳入当今改革家的性格内涵之中”[34]，而独立、叛逆、竞争、效率、开拓等新观念深入人心，文学中的改革者于是往往是时代的冒险家。冒险与开拓精神是现代男性气质的核心内涵。康奈尔认为，在男性气质的形成过程中，四项发展至关重要：一是文化变迁，它导致欧洲大城市对性和人格的新理解；二是跨洋帝国的建立，帝国作为男性职业——从军和贸易——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男性领地；三是商业中心城市的成长，企业家文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将男性气质形式制度化。四是大规模欧洲内战的发生以及职业军队的建立。[35]在此，康奈尔将马克思.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性别化了。康奈尔认为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男性气质的复杂关联，也可以用于讨论改革文学中的男性气质再现。当中国逐步重回全球资本市场，有关男性气质的历史想象和文艺生产，也就自然带有与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的地方。

正是由于对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钦羡，改革文学开始出现正面形象的西方男性。《乔厂长上任记》中“能干会玩”、“工作态度好”的西德小伙子台尔，既是工业化改革所需要的劳动者模板，也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象征。另一个重要的外国男人形象是《花园街五号》中的澳大利亚商人奥立维。作为白俄后裔、国际财团的投资经理、以及花园街五号老主人的孙子，这个精明的外国商人不仅唤起花园街五号的现代历史，而且也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关系进行了现身说法：他曾经是父亲的雇员，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雇员。台尔、奥立维等在改革文学中出现的西方人形象，其实都是中国改革所需要的男性气质的西方参照。实际上，自1970年代末以来，日本、欧美电影被大量引入中国，《追捕》中的高仓健、《佐罗》中的阿兰德龙等硬汉形象，直接影响了中国大众的男性气质想象。西方正面男性形象在改革文学中的出现，至少体现了如下几个层面的意涵：1、全球化中国始露端倪；2、资本主义精神的本土化；3、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倾向；4、西方在改革时代的巨大影响。改革时代中国的男性气质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塑造一个中国鲁滨逊：在一片空白的经济荒原中再造现代中国。

改革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一种革命形式，复古往往也会在改革中拥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指出西方现代性造成影响的焦虑之外，改革时代的中国男性气质的再生产中，也不能忽略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改革文学塑造的男性改革者形象一方面拥有激进冒险的开拓精神，另一方面也不乏文质彬彬的知识者气质。“武志既扬，文教亦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个“文武双全”的当代中国男性气质想象，还是相当不同于鲁滨逊之类的西方拓殖者形象。实际上，现代中国在理解西方世界时，也往往会刻意强调其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方面，而忽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基督教普世关怀，而后者恰恰与中国儒家知识者的家国天下情怀有内在相似之处，[36]“文治天下”即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中国传统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是更为精英的男性表征，而“武”则往往与底层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不过，文胜于武的男性气质传统，在现代暴力革命中发生了极大改变，致力于“武功”的男性特质层面，在进行阶级革命的男性英雄身上得到创造性承继，而倾向“文治”的男性特质则受到不断贬抑，将知识分子贬低为所谓“臭老九”，即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歧视性指认。

《新星》作者柯云路

至改革年代，“文”的男性气质被重新肯定，雷金庆就认为改革者“非常具有儒家风范：受过教育、有官方职位，有孩子”[37]。在改革文学中，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素养，被称为或自称为知识分子，是改革英雄与革命英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重要区别，而后者往往被刻意突出其教育不足、农民出身或粗鲁气质。例如，《沉重的翅膀》中“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的冯效先和《新星》中粗俗的潘苟世，都是农村出身、在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惯上依然带有所谓农民习气的干部。当然，在198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男性气质中理性智慧的“文治”传统，也包含着“政治老练”、“人情练达”、“中庸无为”的消极面向，并在那些玩弄权术的保守干部身上得到体现，这显然与“冒险”、“开拓”的主流改革精神不符。不过，在后来的小说《新星》中，情况则有所变化。在回答西方的问题：“既富有理论力量，又富有实践力量，你的这些才干是如何造就的呢”，《新星》的主人公李向南谈的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几千年来就充满政治智慧的国家里，不断地实际干事情，自然就磨练出了政治才干”。[38]至于小说作者将李向南塑造为“青天”，当然还是继承了传统的“清官”想象，其对传统儒家的理想男性气质的复归——一个在格物致知中修齐平治的文人典范，李向南等改革者因此也都是“文质彬彬”的中国式男子汉。

塑造充满男性气质的改革者形象，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主旨之一，其显示了一个追求变革的转折年代，对于某种时代“新人”的意识形态召唤。不过，这个“男干部”主体的男子汉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缘来有自。革命年代的无畏战士、西方世界的市场硬汉与传统中国的彬彬文士，是建构这个男子汉形象的三个主要文化资源。当然，改革时代中国建构男性气质的驳杂源流，也凸显出“改革”本身的复杂性：现代与传统、革命与保守、西方与本土等背反因素皆混杂其中。

四、“男子汉”与发展主义

从革命年代到改革时期，男性气质在时代变迁中的移形换影，深刻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转换。改革文学中的企业管理者形象，其实早在1950年代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是作为革命年代的“落伍者”身份在场。草明小说《乘风破浪》中的厂长宋紫峰，就是这样一个小说人物典型。那么，为什么之前的革命落伍者得以“重新上任”，并成为改革时代的“男子汉”典范？为什么拥有经济意识、专业知识、科学精神的理性管理人，成为新时代极力呼唤的理想男性形象？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从历史中归来的男子汉们的改革实验，到底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解决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旧焦虑”的呢？

 

草明《乘风破浪》

在解读《乘风破浪》中的宋紫峰时，李杨认为这个人物形象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内生性危机，即与工业化相伴生的官僚制与强调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及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39]。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仅仅是上层建筑的危机，其是社会主义实践更深层的危机的一个表征。激进社会主义实践更为核心性的矛盾或者在于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它无法通过政经制度的激进革命而达成“超现代性”的目的。罗丽莎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它远非希望抛弃现代性，社会主义运动是在现代性的下面，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一场斗争。德里克甚至认为正是社会主义使中国得以将自己定位为激进革命的全球先锋，因而超前于而不是落后于腐朽的欧洲。[40]这就意味着，除却通过制度、文化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试图形成一个更为平等、民主的社会之外，社会主义中国还必须在经济进步、社会发展层面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以成就自己“超现代性”的历史诉求。因此，“抓革命”——阶级斗争、思想改造、妇女解放、政治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促生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工业化、现代化，塑造“铁姑娘”典范的激进社会主义性别政治想象的根本诉求，还是在于鼓励妇女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去，从而全民动员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达成更快的促生产、获发展、得进步的“现代化”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从根本上确立其建立在线性进步历史观基础上的合法性。实际上，激进社会主义时代的“铁人”、“铁姑娘”的性别意识形态建构，在展示出一系列空前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同时，也隐约表达了一种“未能达成的超现代性焦虑”。即如小说《乘风破浪》在其开端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增加钢铁产量。至于整个小说，则完全围绕着“增产多少”的数目字问题展开矛盾和推进叙事。

青年炼钢工人李少祥是《乘风破浪》的主人公。这个英雄人物集工农兵身份于一体：曾经的渔村农民、海防民兵，如今是炼钢工人。李少祥得以成为时代工人典范的原因，在《乘风破浪》中被主要集中在两个叙事节点上：一是为抢救钢水而壮烈烧伤；二是带领工友最终超额完成钢产量。这里需要指出的的是，有关钢产量的数目字焦虑是推动这部小说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李少祥自我牺牲的目的也是为保证钢产量能够超额完成，因此小说最后需要结束于“比预定指标还超额500多吨”的祝捷大会的召开。来自以李少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钢铁工人的智慧、勇气与牺牲，是这个社会主义钢产量大跃进得以完成的关键。小说结尾处，工人们坐上大卡车，在“数目字”的引领下，驶向报捷大会现场：

“深夜一点了，他们坐上了大卡车，打头的大卡车摆了大幅的红纸黄字的捷报，上面写着：‘七天完成55,000吨’。”[41]

《乘风破浪》中的工人男子汉们最终完成了钢产量大跃进的目标，这一叙事想象地达成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与其超现代性目的之间的“圆满”，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有效地缓解了社会主义国家之“未能达成的超现代性焦虑”。有意味的是，与激进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题材小说相比，虽然改革文学中的男子汉典范发生了颠倒，从英雄主义的钢铁工人变成开拓进取的知识干部，但是那种聚焦于效率、产量等“数目字”的现代性焦虑却延续了下来，只不过从“未能达成的超现代性焦虑”转换成“被（革命）延迟的现代性焦虑”。于是，与《乘风破浪》中狂热追求增产的工人老大哥们一样，几乎所有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人物，无不痴迷于辩证时间、数字与效率的发展主义想象：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八到十年内完成……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紧迫的时间设定、悬殊的数字对比以及强烈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渴望，成为改革者力排众疑甚至独断专权的合法性依据。霍大道说：“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42]“时间和数字”作为一种事关现代经济理性的想象，赋予现代化以抽象的可感知性，谁能掌控这个抽象“时间和数字”的想象、规划与设计，谁就最具有说服力，谁就可以掌控以科学发展为名的权力：“统计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它和那些吹牛皮、卖狗皮膏药的文章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实实在在”[43]。不过，与激进社会主义时代对于产量的单纯痴迷不同，改革时代有关“时间和数字”的经济现代化实践，则需要进一步落实到“货币”这一抽象数字符号上，物质奖励、金钱刺激成为推动工人劳动的最大动力，而出口创汇、市场效益则变成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个以货币为最终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导向，被小说中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我真害怕，要像你们这样搞下去，会不会被外国人的钱迷得连姓什么都忘了？咱们姓马，马克思的马；咱们还姓共，共产党的共，别把老祖宗给丢了。”[44]通过两个时代之文艺作品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虽然都以经济数目字的想象、设计与实现为衡量发展的指标，但革命时代与改革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谓“时间和数字就是产品”，后者则是“时间和数字就是金钱”。

作为现代化之目的性指标的“数目字”性质的变化——从产品数量到货币数量变化，实际上就是让产品与工人、劳动彻底分离，变成在市场关系中用货币衡量的商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再现中的另一个转变的出现：工人及其政治斗争、生产劳动的退场与干部及其权力运作、经济管理的张扬，激进社会主义时代文学极力表现的工人政治革命、生产劳动场景，在“改革文学”中变成了难得出现的稀有景观，而知识者干部启蒙大众、运筹帷幄、改革发展的曲折历程，则成为此一文学思潮表现的核心主题。“抓革命，促生产”，社会主义革命试图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发展问题，但这种解决方式在改革时代遭到否定。在1976年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方式依然存在：“矿山机械厂更像开了锅。装配工靳师傅正往车间东墙上贴标语。鲜红的大标语似雨后彩虹：‘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任务补回来!’ ”[45]而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和《花园街五号》，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已经是改革者讽刺批判的对象：“靠大轰大嗡搞一通政治动员，靠热热闹闹搞几场大会战，是搞不好现代化的”[46]。在改革者看来，“以革命促生产”是应被摒弃的形式主义，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分离政治和经济、生产与商品、思想与身体。因此，乔光朴要用评比考核、减员增效、物质奖励等措施造成竞争气氛并促进发展。

表面看来，改革话语试图制造出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但实质上同样是一种政治话语。改革意识形态也要创造出一系列想象，“这些想象使经济话语不可能与关于什么样的主体和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适合于发展的政治话语分开”。[47]在改革文学中，具有知识者背景的男干部被赋予了一种理想的男性气质，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改革进程的历史主体，其强悍的男子汉气质令他可以成为发号施令的人，而由对手、女友和同志构成的新社会关系完全以他为中心。这是一个不热衷于政治生活的主动政治人，因为其所汲汲以求的经济发展，在新时代就是最大的政治。至于革命年代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在改革文学中则被消除阶级意识、政治觉悟与创造精神，变成了被物质金钱驱动的去政治化的被动经济人，是被改革者的魔棒任意驱使的无主体性个人，而且是作为一个数目字存在的经济单位——劳动力。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历史地位发生了彻底的颠倒，但是无论是革命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英雄，还是改革文学中的男干部，他们都共享着一种发展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是二者共同的特征，而“现代性焦虑”则构成了二者共同的追求进步发展的历史动力。至于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则在于，工人老大哥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男性气质的表征，而改革男干部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男性气质的代表，后者实际上更类似于那个海外冒险、荒岛殖民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学典范——鲁滨逊。这些改革时代的中国鲁滨逊，集权力资本、知识资本与经济资本于一身，势必成为时代的主导者。

作为一种具有历史限定性的社会发明，男性气质却往往被修饰为一种自然状态，这是男权社会证明“天赋男权”的意识形态策略，其试图通过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二元关系的刻板化设定，确立男性主导整体性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合法性。男子汉话语在1980年代初期的兴起，或者正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罗丽莎认为，“在人类天性的说法下塑造的新的社会性别身份与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自然化重叠在一起。在将经济发展规律描绘为具有自然的节奏和机制而应该任其不受干扰地自行运作方面，后毛时代话语与后GATT的资本主义经济话语遥相呼应。”[48]改革者是男子汉，男子汉也是改革者，性别化的男子汉/改革者实际上是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对自我的重新想象和定位，而男性气质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也在此互相塑造并互相成就。

余论：历史的“雷峰塔”

在小说《新星》的开篇，改革新星李向南参观古陵的千年木塔。九层木塔喻意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这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49]立志“揭开现代文明”历史新篇章的李向南，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通过将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隐晦地表达为没真正揭开现代文明的“前现代”，《新星》及改革文学建构起一种“时间重新开始”的历史发展意识，从而为正在展开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支撑。与历史上那些男权叙事一样，《新星》伊始就建构起一个“塔状”的费勒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图景，并认为李向南样的男子汉将注定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现代性历史。这将改革文学的男性气质想象推向极致：过去、现代和未来都将是由“他”来主导并书写的“他的历史”（His-tory）。然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时刻，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实践及其男子汉文化表征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建立在发展基础上改革政治的合法性总是面临着发展停滞的挑战，似乎可以无限膨胀的男性气质终归具有其历史性限度和想象力极限。今天，当我们从女性主义视角重估改革文学的男性气质书写时，或者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所谓“千年九层木塔”的男权本质与历史局限。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的结尾处提出的疑问，亦可以用来表达我们的批判性反思：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50]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题为《男性气质与发展主义——性别视阈中的改革文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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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2] 王干、费振钟：《“男性”的声音——新时期小说漫谈》，《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

[3] 《鼓励业余创作，端正文艺批评—<文学评论>和<工人日报>联合召开优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座谈会》，《工人日报》1979年10月15日。

[4] 马献廷、方伯敬：《工业战线上的新人谱——蒋子龙作品新人形象琐议》，《红旗》1982年第14期。

[5] 马威：《为献身四化的个别塑象——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读后》，1979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6] 蒋子龙：《铁锨传》，《人民文学》1976年第4期，第39-55页。

[7] 见蒋子龙：《道是无情却有情—— <蒋子龙选集>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8] 王海峰：《干部国家与中国建设：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10] 小说在《人民文学》最初发表时是：“你我都是革命战士。过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现在，跟着毛主席移山填海。”后来改成“你我都是‘老工业’，党培养的第一批工业干部”，见蒋子龙：《蒋子龙文集，第8卷，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1] 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第47页。

[12] 参见召珂：《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2日第3版。宋乃谦、滑富强：《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9日第3版。

[13] 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第54页。

[14] 小说最初在《人民文学》发表时并无这句，后来修改时添加。见蒋子龙：《蒋子龙文集》（第8卷），《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15]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5页。

[16]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15页。

[17]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18] 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19]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20] 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21]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22] 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93页。

[23]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4页。

[24]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10页。

[25]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26] 雷金庆：《男性特质论》，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27] 曼素恩：《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兄弟义气》，转引自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第4页。

[28] 王宇《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一个性别政治视角的考察》，《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29] 刘传霞：《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7期。

[30] 戴锦华：《由社会象征到政治神话——崔嵬艺术世界一隅》，《电影艺术》1989年第8期。

[31]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7页。

[32]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69-170页。

[33] 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92页。

[34] 江少川：《改革的时代呼唤“改革文学”——评三部反映城市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华中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35] 参见R.W.康奈尔：《男性气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0-265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7] 雷金庆：《男性特质论》，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38] 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92-693页。

[39]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40] 参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41] 草明：《乘风破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67页。

[42]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第26页。

[43]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44] 韩潮的焦虑在改革时代已经遭到嘲讽，韩潮妻子吴玮批评他“所有主张闭关锁国的人，都爱把老祖宗抬出来，大清慈禧就是一个。你是三中全会以后才担任市委书记的，讲这样的话，泼这样的冷水，合适吗？”见《花园街五号》，第50页。

[45] 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第61页。

[46]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第16页。

[47] 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第29页。

[48] 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第30页。

[49 柯云路：《新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页。

[50] 鲁迅：《坟.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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